袁隆平：我还要向亩产1000公斤攻关

由此而产生的办案程序衔接问题，比如检察院退回调查，法院要求庭上质证甚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律师要求调取有关被告人（被调查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全部证据等等，都需要细化的制度规定。

二、辅助性原则的引入 （一）辅助性原则的理论源流 辅助性原则是指私人或市场可以解决的事务，由其自身承担。分享经济发展的基本特质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为了消除避税问题，阿姆斯特丹政府与Airbnb达成了一项行政协议，由后者代政府向其平台上的房东收取相应的旅游税。辅助性原则只是宏观地要求将市场能够解决的事务交给市场，市场不能解决的再由政府介入。综上，在分享经济规制领域适用辅助性原则不仅可行且必要。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规制权限分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要求： （一）强化中央规制政策的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 分享经济规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由中央政府把握，规制措施宜粗不宜细。当其将个人财产专门用于分享营利时，其监管规则应当等同于传统行业的规制规则。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例如，喜马拉雅、得到等APP为用户提供读书服务，主要包括全文朗读书籍和讲解书籍核心观点两类。司法权为什么是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因为它作为结构性权力分支的基础不够牢固。

[38]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40][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权力配置的关键在于把握合宪性审查的精神要旨——法律性问题交由法律的方式解决，但政治性问题究竟如何处理？如果只是针对纯粹的法律性问题，那么合宪性审查无论交由哪个机构都是适当的，只要能保证它的专业性。(三)反其道而行之：宪法委员会的独立设计与政治逻辑 法国没有接受美国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也排斥凯尔森提出并实践的宪法法院模式，而是建立了独特的宪法委员会制度，形成了合宪性审查的法国模式。

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高度的政治性仰赖一个专业、中立和权威的机构来消解，司法机关作为最不危险部门较为恰当，这是立足于人们对法官的信任。为此，一方面要辨析不同模式如何安排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属性和制度定位，另一方面要分析我国宪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基础，探究如何处理它的政治性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推进相关工作的主线、抓手和任务。

我们都期待有一个机构载体可以完成相关的工作，但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手中。(三)我国的宪法司法化探索及其难题 我国也曾展开过宪法司法化的积极探索。[44]秦前红：《关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几点法理思考》，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1期。2003年发生的河南种子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宣告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无效，遭遇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抗议，反映了此项工作开展之艰难。

无论是观察这一权力在美国起源的动机，还是考察其效果，合宪性审查实现了回溯到宪法文本即人民根本意志来控制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机关的目标。不同于普通法院以及宪法法院的机构设计，宪法委员会将自身嵌入政治过程之中，采用了一种独立机构的形式约束议会的立法活动。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因其具备的干扰与为害能力最小。[62]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载《法学》1998年第4期。

无可争辩，若非宪法控制任何与之相悖的立法法律，即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寻常法律以改变宪法。[63]问题是，该委员会是工作委员会还是专业委员会？当然，这两者究竟有何区别，理论界也未必搞清楚了。

[63]可参见杨泉明：《关于我国增设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探讨》，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这表明我国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监督宪法实施，而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一种基本形式，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权责的一部分。

[34]然而，宪法的司法化却具有强大的话语力量，宪法并不等同于政治，界限在于宪法的法的属性……切中我国一度弱化宪法法律性的模糊观念，[35]它的背后和基础正是司法权与合宪性审查的合流——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的司法化可以说是它的某种表现形式。但这些审查都是事前的、抽象的，它不解决纠纷，而是处理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或实施前存在的抽象争议。自孟德斯鸠以降，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并相互制约已经广为接受。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第一，加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审议的法律草案及其过程的合宪性审查，形成完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的法案审查工作机制。王贵松：《法院：国家的还是地方的？——由洛阳种子违法审查案看法院的宪法地位》，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303页。

[57]有学者也有共同认识，参见焦洪昌、俞伟：《我国应该建立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制度》，载《长白学刊》2018年第1期。他提出，宪法的真正守护者应是中立的、有权威的总统。

所以，借助《立法法》留下的制度通道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不失为一种重要方式基于健康权的社会权属性，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核心与灵魂就是确立国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导义务，以此保障社会权意义的公民健康权得以实现。

对于我国《社会保险法》没有规定的有关内容，基本医疗卫生法仍然有必要设专章加以规定（此内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论述）。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将生命健康分为生命权和健康权，《民法总则》将生命健康权进一步区分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当公民这一公法上的权利被侵犯，司法救济只能通过行政给付诉讼来实现。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古巴等，也实行了基本疾病的免费医疗。（一）健康权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确立了健康保险制度，对所有德国公民的健康进行保护，使得健康权正式成为一项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再次，我国把全民医保作为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基本路径，借鉴的是德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险模式，这是基本医疗卫生法的主线。

再适宜的药物，再适宜的诊疗技术，如果患者负担不起，公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就会落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便不再具备可及性。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有关文件，公共卫生工作包括疾病预防控制、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卫生应急、急救、采血服务、食品安全、职业病防治和安全饮水。

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宪法中规定了保障健康权的条款。《草案》第三章规定的促进健康的主要措施是健康评估（第25条）、健康危险因素综合防治（第26条）、爱国卫生运动（第27条）、健康教育（第28条、第29条）、发展全面健身事业（第30条）、营养状况监测制度（第31条）、保护职工健康（第32条）和控制吸烟饮酒（第32条），都属于公共卫生范畴，也都属于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关历来掌管的工作职责范围。

一方面，国家建立全民医保制度，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每个公民都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在职职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患病时参保人员可以在医保基金中根据不同情况报销不同比例的诊疗费用。如何恰当地建构公民健康权是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公民除了享有民法上的健康自由权外，还享有公法上的健康社会权。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根据国家卫计委计划安排在2020年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所有人群。对此，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保护公民健康权的消极义务。虽然政府不提供免费医疗，但是政府对保障公民健康权具有主导责任，上述五个方面是政府必须守住的底线。

目前基本药物制度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对象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能使用基本药物。四、基本药物制度的存废与医保基金的控费功能 （一）基本药物制度的存与废 基本药物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于1977年提出的，旨在满足所有国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求，使低收入家庭也能看得起病。

实际上，这一情形近年来每年年底都会发生，这说明医保的控费功能缺乏刚性约束，没有发挥预期的控费职责和功能，需要将上述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国家法律规定。（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控费功能 药品价格放开后，基本药物制度无法继续承担控制药品价格的功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承担了控制药品价格和治疗费用的重任，2015年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委颁布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强化医保控费作用。

对此，《草案》第23条规定了公民遵守诊疗制度、维护医疗秩序、尊重医务人员的义务，第99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必要的，只是公民没有维护医疗秩序的能力和义务，该义务应当修改为公民有遵守医疗秩序，尊重医务人员的义务。《草案》第20条规定的知情同意权、第21条规定的隐私权、第22条规定的人格尊严权则属于自由权，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已经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作了规定，隐私权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2条作了规定，人格尊严权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作了规定，《草案》没有必要再重复，只需要对健康权的社会权部分做出规定。